可是报告打上去，如石沉大海。

后来他辗转打听到，是海军部某个高官的亲戚，开了一家小机械厂，想承包这个项目，但开价太高，海军部不愿出钱，项目就这么搁置了。”

“他为此多次上书，言辞激烈，结果被调离技术岗位，打发到一个闲职上，名义上是‘高级顾问’，实际上就是晾起来了。

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一些过时的技术档案，写一些永远没人看的报告。”

沈舟放下照片，看着老总：“这个人，今年才二十五岁，可心已经快死了。他看不到国家的希望，看不到自己所学能有用武之地。

他在给英国导师的信里写道：‘每当我走过长江边，看到日本人的炮艇耀武扬威地驶过，而我设计的图纸只能在档案室里落灰，我就感到一种锥心的耻辱。或许，我当初不该回来。’”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窗外传来远处部队出操的口号声，与室内沉重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人才，”老总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从胸膛深处挤出来，“不能让他心死，更不能让他离开。”

“是的。”沈舟重重点头，“杨槱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个人的才华。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结交了一大批同样学船舶、学机械、学动力的大夏留学生。

这些人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有的在鹰酱的船厂工作，有的在香港的大学教书，有的在东南亚经营航运公司。

杨槱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联络的枢纽。如果他能来我们这边……”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现在人在哪里？”参谋长问。

“重庆。”沈舟肯定地说，“在南岸的弹子石，海军部下属的一个技术档案室里挂名，实际上大部分时间躲在家里，借酒浇愁。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有一个三岁的女儿，生活很清苦。”

“能接触到他吗？”老总的目光变得锐利。

“能，但不容易。”沈舟沉吟道，“刮民党对这批技术专家看管得很严，特别是海军方面的。

杨槱虽然被闲置，但毕竟级别在那里，住所周围有特务监视。

他本人也因为之前的‘激烈言行’，被列为‘需要关注’的人物。”

“不过，”沈舟话锋一转，“有一个机会。杨槱有个表弟，叫陈明远，是重庆大学机械系的讲师，思想比较进步，资料显示，他和我们的地下党有接触。通过他，或许能搭上线。”

老总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