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停在墙上的全国地图前，目光落在西南角的重庆。

“给重庆地下D发报。”他没有转身，声音却斩钉截铁，“用最高密级。任务：不惜一切代价，安全接触并争取杨槱先生来天津。

可以向他展示我们发展海军的决心，可以给他看部分技术资料，可以承诺他总工程师的位置和充分的科研自主权。但前提是，绝对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

“明白！”参谋长立刻记录。

“告诉地下D的同志，”老总转过身，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这个人，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海军，关系到未来几十年国家的海防。再难，也要办成。需要什么支援，总部全力满足。”

当天深夜，一份绝密电报从西柏坡发出，通过层层转译和接力，飞越千山万水，传向了陪都重庆。

重庆，八月的山城像个巨大的蒸笼，闷热潮湿，让人喘不过气。

南岸弹子石一带，是国民政府的海军机构和相关工厂的聚集区。这里远离市中心的繁华，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空气中常年弥漫着一股机油和铁锈的混合气味。

在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里，杨槱靠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的《造船工程师》杂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窗外是昏暗的天色，远处长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有气无力。桌上摊着几张他前几天随手画的草图——一型小型巡逻艇的初步构想，线条流畅，结构合理。可画完了，他自己看着都想笑。

画了又有什么用？谁会看？谁会造？

他端起桌上的搪瓷杯，里面是廉价的白酒，辛辣刺喉。一饮而尽，喉咙火辣辣的，心里却更空了。

妻子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清粥和一碟咸菜，放在桌上，看了看他，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又退了出去。

杨槱知道妻子在担心什么。家里的积蓄快用完了，米缸也快见底了。

他在档案室那点微薄的薪水，连买米都不够。上个月，妻子偷偷典当了结婚时母亲给的一对银镯子，才勉强维持了家用。

他不是没想过离开。英国导师多次来信，说格拉斯哥大学愿意给他一个教职，维克斯船厂也一直虚位以待。

美国的同学也写信来，说纽约的造船公司急需他这样的人才，年薪开到了五千美元——那是一个他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可是每次提起笔要写回信，他就写不下去。

“学造船者，当为国造船。”

当年在格拉斯哥的宿舍里，几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