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以法网束下，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

毕竟曹魏宽纵之法，对于『一统天下』这事来说，确有其利在，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

也难怪曹叡如此痛恨曹丕，就连丧礼都严重缺席。

彼时曹叡丧时不临的大不孝大不敬闹得天下皆知。最后曹魏那边的官方口径说，『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给曹叡这位大魏天子找补了一番。

这宽纵之法也不是曹操的初衷，假若曹操知道曹丕继嗣后会对士族全盘妥协，对自己的政策反攻倒算，恐怕未必会传位给他，而曹不到了地下恐怕也要被曹操狠狠拷打。

毕竟打压士族豪强是几位开基之主的共识，而真正贯彻到底的，只有大汉一国而已。

在丞相严刑峻法、密网束下的治理下，大汉境内已是『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

这是《汉科》的功绩。

可如今也成了它的局限。

它是一剂猛药，专为益州一州之地的沉疴积弊而配制。

当大汉的版图还蜷缩在巴山蜀水之间，当北伐大军的粮草全靠蜀中汉中供应，当朝廷的政令可以四通八达数日可至的时候，《汉科》的严刑峻法就是最有效的工具。

可如今，大汉疆域从一州之地扩展到了益州、关中、陇右、荆州，乃至半壁交州，地广数千里，治下百姓从百万之众增长到了四五百万，政令难以通达，官吏严重不足。

若仍以治一隅之地的严刑峻法遍施于四方州郡，必然引发动荡。

因为根据蜀科稍作修改的《荆科》甫一在荆州铺开，郡县官吏阳奉阴违，百姓枉屈怨怼的局面就已经在荆州日日发生，反复发生。

而偏偏这些官吏态度极为恭谨，极为诚惶诚恐，他们还总能找到判案的法律依据，你甚至辨不清他们是遵纪守法还是阳奉阴违，甚至好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办了坏事。

刘禅去了好个郡县，进了好几处县狱郡狱，无一处没有囚犯喊自己是被冤枉的。时代的一粒沙，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刘禅作为天子，不得不为大汉寻找一条『中庸』之道。

当然不能像曹魏那般直接向特权阶级妥协。

可必须让地方官吏判案时当真『有法可依』，不再模棱两可，不再凭其个人爱憎好

恶，从律法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