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行，我不说了。”

联欢会散了之后，我在小区门口碰到了宋建华。

他在路边倒热水瓶里的水。

“您是刚才唱《映山红》的那位？”

“是。唱得不好。”

“挺好的。中间忘词那一下特别自然。”

这个人说话有点意思。

“您住几号楼？”

“三号楼。四零二。”

“我七号楼。七零一。”

“哦。邻居。”

“嗯。”

“以后碰见了打个招呼。”

“好。”

他提着水瓶走了。

走路的姿势——很端正。不急不慢的。

大学教授嘛。

我看了两秒。

然后回家。

把门关上。

翡翠镯子在灯下泛着光。

我把手腕举起来对着灯看了一会儿。

六十一岁。

日子还长着呢。

二〇二六年春天。

苏晓晓的第三家分校在历下区开业。

我去剪了彩。

剪彩仪式上，有个记者——不是李芳安排的——主动过来采访我。

“周老师，您退休后重返教育行业，有什么感想？”

“感想就是——年轻人教得比我好，但我比他们有耐心。”

“您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

“把学生当人看。不是当成绩看，不是当工具看——当人看。”

这段采访后来上了济南本地新闻。

播出那天苏晓晓给我截了个图——微博上有人转发了，评论区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家”。

我说你们也太夸张了。

四月的一个傍晚，我去超市买菜。

在蔬菜区碰到了宋建华。

他在挑西红柿。

“宋教授，也来买菜？”

“嗯。一个人做饭总是买多了。”

“我也是。每次做三个菜吃不完。”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以后有多的可以分我一点。我做饭不太行。”

“你不太行是什么水平？”

“能把水烧开。”

我笑了。

“你们教历史的——只会背年份不会炒菜吗？”

“年份也背不全了。记性不好。”

两个人站在西红柿堆旁边聊了十几分钟。

他说他妻子是两年前走的。胰腺癌。发现到去世三个月。

他说他退休前在山东大学教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

他说他有一个女儿，在北京工作，搞金融的。

“您呢？”

“我？教了三十五年中学语文。去年离的婚。前夫脑梗住院了。”

“那您——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