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完之后又觉得没什么好笑的。

第二天去学校上班，路上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何丽萍。

“周……美芳。”

“有事说事。”

“建军跑了的事——我不知道他要跑。”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打了。他关机了。”

“你现在在哪？”

“还在青岛。他把我一个人扔在出租屋里走了。”

“你没钱了？”

对面沉默了两秒。

“房租到月底。之后我不知道去哪。”

我靠在公交站牌上。

“何丽萍，你儿子欠我十三万八。你能不能联系上他？”

“我试过了，联系不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

她没说话。

“我帮不了你。”

“我知道。我就是——”

“你听好了。你儿子的债是法律认定的。他跑了，我会走司法程序追。跟你说一声是让你知道——如果他一直不还，法院可能会冻结与他相关联的账户。你名下如果有联名的东西，建议提前处理。”

何丽萍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不对——那不是深吸气，是压着哭声。

“美芳。我当初不该——”

“说这些没有意义了。”

“我知道。”

“保重。”

挂了电话。

这件事过了大概两个星期。

我正在听一个年轻老师的公开课，手机震了。

看了一眼——程浩。

副区长。

“周老师，有个事跟您说一声。”

“什么事？”

“何建军在广州被抓了。不是您这件事——他在广州涉嫌了一起诈骗案。金额比较大。公安那边已经抓了人。”

“他还涉嫌诈骗？”

“对。所以他跑路不只是躲您这十几万——他在外面捅了更大的篓子。”

“那我这边的钱呢？”

“走司法程序的话，您的债权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参与进去。但排在前面的可能是那起诈骗案的受害人——他们的金额更大。”

“也就是说我排不上？”

“不是排不上，是排在后面。”

“程浩，你直说——这钱我还能拿回来吗？”

“老实讲……悬。”

我在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

十三万八。

我这辈子攒的私房钱没多少超过这个数。

但钱要不回来是大概率的事。

难受吗？

难受。

但不是心痛——是一种更深的无力感。

就像你付出了三十九年，最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