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期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

班里的同学写的都是想当科学家、想当老师、想当医生。我写的是……我想当个像你一样的人。”

柳絮接过去，没有当场打开，用手抚平边角，放进了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我会好好看的，看完给你写信。”

程芳站在那里，眼眶有点红，但忍住了没有掉下来。

她已经不是那个会抱着哥哥哭的小丫头了。她学会了把眼泪含在眼眶里，等没人的时候再让它掉下来。

程母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旧抹布。抹布是白的，但已经洗不白了，上面有油渍、酱渍、洗了无数遍之后留下的灰黄色的痕迹。

她看着院子里的汽车，车上载着她备好的东西，载着她的儿子、儿媳，唯独那两个小孙儿不在车上——他们在北京，在千里之外等着。

程父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手里端着搪瓷缸，没有说话。

“走吧。”程立说。他最后一次抬起手，朝身后的两个人挥了一下，然后上了车。

车子拐过巷口的时候，阳光正好从东边的山脊线后面漫过来，把整座村庄镀上一层淡金色的边。

程立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棵老樟树的轮廓在晨光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和村庄的炊烟融在一起。

柳絮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那张叠好的纸，没有打开。她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那张纸上。

“刚才上车的时候，我往后看了一眼，妈还站在原地，围裙在风里飘着。”

程立说。柳絮把手伸过来，覆在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背上：“她就是这样，每次都要送到看不见为止。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去青山镇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从溆浦到长沙，二百七十多公里。九六年的省道，两车道，路面是柏油的。

过年期间路上车不多，偶尔遇到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车斗里坐着一家老小，裹着棉被，大概是去走亲戚的。

他开得不快，保持在五十到六十码之间，路两边的田野里已经有了春天的迹象，田埂上冒出浅浅的绿意。

柳絮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她的侧脸在车窗透进来的光线里轮廓柔和，围巾的边角被风轻轻吹动。“这条路我们走了多少次了？”她忽然问。

程立想都没想。“三次了！”

中午十二点刚过，车子驶入长沙市区。路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