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账房。

十二本厚账册堆在红木书案上，像座小山。财政厅长刘尚清亲自陪同，两个会计师垂手侍立。

何应钦戴上眼镜，从民国十八年度的总账开始翻。他本就是理财高手，当年在黄埔当过经理部长，对数字敏感如猎犬。

账目清晰，但也触目惊心——岁入八千三百万大洋，岁出八千六百万，账面赤字三百万。但备注栏里的小字更惊人：“欠兵工厂二百三十万”、“欠铁路局一百七十万”、“欠军饷三个月计四百五十万”……

“实际赤字多少？”何应钦抬头。

刘尚清苦笑：“不少于八百万。全靠官银号发钞垫着，但奉票已经贬值三成，再发就要崩盘。”

“南京的协饷呢？”

“去年一百二十万，今年……”刘尚清摇头，“中原战事吃紧，四个月没拨了。”

何应钦继续翻。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专项预算——赎买地主土地预计需款两千万大洋，发行三十年土地债券，年息五厘。

“这笔钱从哪来？”

“美国贷款。”刘尚清声音压得更低，“何世礼赴美，主要就是谈这个。成了，土改就能推开；不成……”他没说下去。

何应钦合上账册。账目验证了张瑾之的所有说法——东北财政确实到了悬崖边，不改革就是死。而改革需要钱，大笔的钱，南京给不了的钱，只能向外国借。

他想起姜杰的密电：“张若有自立意，当早图之。”

自立？或许有。但更多的是求生——在日本人虎视眈眈、京城鞭长莫及、财政濒临崩溃的绝境中，拼命抓住每一根稻草的求生。

10月8日，暮，奉天火车站

四天督察，结束了。

站台上，东北要员们再次齐聚，这次是送行。握手，寒暄，说些“一路顺风”、“常来指导”的客套话。何应钦一一应对，笑容得体。

张瑾之最后上前：“何部长这四日辛苦。瑾之在东北所做一切，皆为国家计、为生民计。望部长回京城后，能在蒋主席面前，如实禀告。”

“一定。”何应钦握住他的手，忽然说，“章兄，借一步说话？”

两人离开人群，走到站台尽头的煤堆旁。这里远离众人，只有几个搬运工在远处装卸货物。

秋风卷起煤尘，空气中有硫磺的味道。何应钦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眼中有血丝，但目光如炬；手上有老茧，是练枪磨的；站姿笔挺，但右肩微沉，是长期伏案批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