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局限和时代的不可逆转。

他把某种模糊的“责任”或“期望”，隐晦地传递给了王建国，但王建国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他知道，四合院的时代，已经随着这场洪水，彻底远去了。

这里不再是一个需要大爷维持的封闭小社会，而是逐渐融入城市肌理的一个普通居住点，未来如何，取决于政策，取决于经济，也取决于每个家庭自己的选择。

秦淮茹没有露面。

她家的门依旧紧闭着，窗户上的破报纸在秋风中瑟瑟作响。

自那次棒梗加刑、刘海中逼宫之后，她就彻底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街道和厂里关于“动员返乡”的压力并未因洪水而停止，反而因为灾后安置困难而更显急迫。

秦淮茹的沉默，成了对抗一切的武器，也让那两间房子，成了院里一个更加讳莫如深的话题。

王建国只是淡淡扫了一眼那扇门，便收回了目光。

他知道，秦淮茹个人的悲剧，与时代的大潮和自身的性格纠缠在一起，已非外人所能解。

他能做的，只是确保自家不被其波及。

除了院里的邻居，更多的故人和新交，也开始以各种理由，出现在王建国的视野里，或者说，王建国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这天下午，王建国正在肉联厂临时指挥部，和吕厂长、蒋东方等人开会，商讨如何利用部里初步承诺的电力增容指标，以及刚刚协调下来的、相对稳定但数量有限的活畜供应渠道，制定下一步逐步扩大生产的详细计划。

卫忠进来通报，说门口有两位同志找他，一位姓马，一位姓高，说是他以前的“老领导”和“老朋友”。

王建国心中微动，让卫忠请他们到旁边稍干净的休息室稍坐。

他结束手头的讨论，走了过去。

推开门，里面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年约五旬、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有神的老者，调任市商业局担任副局长的马副局长。

另一位则有些出乎意料，是约莫四十出头、气质儒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王建国认得，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姓高，以前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但无深交。

“马局长！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王建国连忙上前，又对那位高处长点头致意：

“高处长，您好。”

“建国啊，别客气，坐，坐。”

马副局长笑着摆手，打量了王建国几眼，啧啧道，“好小子，瘦了，也精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