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指示。他说这个项目是市里的重点工程，要我特事特办，不用走常规审批流程。”

“口头指示？”买家峻重复了这四个字，语气很淡，淡到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

“对，口头指示。没有任何书面记录。”韦伯仁苦笑了一下，“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该走的程序他一个都不少，但关键节点全是口头指示，不留痕迹。出了事是我审核不严，没出事是他领导有方。我在他手下干了十一年，这种事见得太多了。”

买家峻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道：“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些‘口头指示’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写下来？”

韦伯仁捧着茶杯的手猛地一抖，茶水溅出来，洒在他手背上。他没有擦，只是死死地盯着买家峻，像是在确认这句话是不是他听错了。

“买书记，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您知道我在秘书处干了十一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位置——”

“知道。”

“您知道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不仅是得罪了解宝华，我是把整个秘书系统的人都得罪了。以后谁还敢用我？我还能在体制内待下去吗？”

买家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韦伯仁面前的茶几上。

那是一份处分决定书的草稿，上面写着韦伯仁的名字。

“这是今天下午组织部送过来的文件，还没有正式生效。”买家峻的声音很平静，“你在安置房项目上的审批责任，已经被记录在案。按照目前的调查进度，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这个责任会全部落在你一个人头上。你猜，解宝华会不会替你说话？”

韦伯仁盯着那份文件，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

“他不会。”买家峻替他说出了答案，“他现在自身难保，更不会为了一个秘书去得罪整个常委会。你在他眼里，不是人，是棋子。棋子用完了，就该丢掉了。”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

韦伯仁忽然笑了起来。那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绝望到了极点之后，反而豁出去的笑。

“买书记，我干了十一年秘书，见过无数人跟我谈话。您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还有救的人。”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一口喝干，然后把茶杯重重地搁在茶几上。

“拿笔来。”

买家峻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黑色签字笔，递给韦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