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并非只有他们一个选择。”

韦格纳的策略，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手段的灵活性，既利用了苏俄这面旗帜的掩护，又时刻警惕着不被其同化。

克朗茨听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胸中的郁气散了大半，有些惭愧地对韦格纳说：“主席同志，是我太冲动了。您看得远，想得周全。”

韦格纳走过去，再次拍了拍这位老战友坚实的肩膀，语气温和而坚定：“奥托，你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勇猛，是我们共和国最宝贵的财富。愤怒是应该的，但我们要把愤怒转化为建设国家、强大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徒劳地咆哮。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让德意志人民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共和国屹立不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韦格纳又看向施密特：“施密特同志，思想战线的工作很重要。要引导舆论，既要宣传与苏俄的兄弟友谊，也要潜移默化地强调我们德国道路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个宣传之间的尺度，你要把握好。”

“是，主席同志，我明白。”施密特郑重点头。

房间内的紧张气氛终于缓和下来。韦格纳用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安抚手段，再次将核心团队凝聚在一起，并为他们应对来自“红色兄弟”的挑战，指明了一条清晰而坚定的道路。窗外，柏林的夜晚宁静而充满希望，而在这间办公室里，守护这希望的战略，正在冷静地布局。

而在柏林另一处住所，季诺维也夫正在向莫斯科发回密电，其中写道：“……韦格纳是一位卓越的战术家，但其在理论上存在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集中纪律的轻视……必须加强对德国党内健康力量的支持和引导……”

红色的柏林，在欢迎红色莫斯科来客的同时，也悄然拉响了一场关于革命领导权与道路选择的无形斗争的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