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反击，”空军参谋长纽沃尔上将回答，声音里满是疲惫，“击落了37架敌机，其中8架是四引擎轰炸机。但我们损失了29架战斗机，其中19架是‘喷火’。更糟的是，有11名飞行员阵亡，7人重伤——其中3人可能再也无法飞行。”

数字冰冷地悬挂在空中。

一比一的交换比，在防守方看来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当进攻方拥有三倍的数量优势时。

“工业损失评估。”丘吉尔说。

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拿起另一份报告：

“伯明翰：长桥工厂完全摧毁，恢复生产需要四个月。

利物浦：格拉德斯通码头瘫痪，三座干船坞被毁，港口吞吐能力下降60%。

南安普顿：海军维修设施受损，两艘驱逐舰的维修推迟。

伦敦东区：至少20家中小型工厂被毁，涉及机械零件、无线电设备、光学仪器……”

他每报一个数字，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就下降一度。

这不是战术挫折，这是战略失血。每一座被毁的工厂，都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少生产几十架飞机、几百门炮、几千支步枪。

“先生们，”丘吉尔等报告结束，缓缓开口，“我们正站在悬崖边缘。不是比喻，是事实。如果这种强度的轰炸持续四周，我们的军工产能将下降40%。如果持续八周，我们将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保卫天空。如果持续十二周……”

他没说下去，但每个人都懂。

怀南特大使清了清嗓子：“首相先生，鹰酱已经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援助。就在上周，又有50架P-40战斗机启程，还有200门高射炮、5万吨燃油……”

“我很感激，”丘吉尔打断他，声音陡然提高，“但大使先生，这不是援助的问题！这是生存的问题！日耳曼人不是在和我们打仗，他们是在系统性地摧毁一个国家的能力——生产的能力，战斗的能力，最后，生存的能力！”

他走到鹰酱军事观察员麦克纳尼少将面前，直视对方的眼睛：“少将，你飞过‘喷火’，你见过那些小伙子作战。告诉我，以专业军人的角度：

如果我们每个月损失300名飞行员，而日耳曼人可以训练500名；如果我们每个月损失200架战斗机，而日耳曼人可以生产400架；

如果我们的工厂被一个一个摧毁，而他们的工厂在法国、在波兰、在捷克安然运转——这场战争的数学，最终会导向什么结果？”

麦克纳尼沉默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