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从河南、河北与华北根据地接壤的国统区“渗透”或干脆成建制逃亡、投奔八路军的国军士兵，在1940年的夏天，并非个例。

有的是不堪忍受长官压迫和饥寒交迫，像刘大柱一样，小股甚至单个逃亡。

有的是在与我军接触或遭遇时，经过喊话和政策宣传，主动放下武器。

甚至出现了整排、整连，在军官带领下，携带武器，越过战线，向八路军投诚的事件。

他们中，有的是被抓壮丁的农民，有的是对重庆失望的爱国军人，有的是在地方派系斗争中失势的部队。

而来投奔的原因，也高度一致：听说八路军打鬼子厉害，听说八路军那边老百姓有地种，当兵的不受气。

土地改革的政策，如同一块最强力的磁石，不仅牢牢吸住了根据地内的亿万农民，更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将周边国统区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和底层士兵，不断地吸引过来。

这些投奔者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员，更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他们的现身说法，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地戳穿了重庆方面对八路军的污蔑，也让“耕者有其田”、“官兵平等”等口号，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进一步动摇了国统区，尤其是临近华北地区国军的军心士气。

对此，重庆方面暴跳如雷，严令各部队加强管控，封锁消息，严厉惩处逃亡者。

甚至制造了几起屠杀疑似“通G”或逃亡士兵家属的惨案，试图以恐怖手段遏制。

然而，高压带来的，往往是更激烈的反弹。逃亡并未停止，反而在一些部队中引发了更大的不满和骚动。

光头和他的将领们惊恐地发现，他们不仅在地盘和军事上输给了八路军，在争夺人心——尤其是最广大农民和士兵的人心上，正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