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某一种棒必须用，也没有把某一家企业的导航、机器人、矫形器写成标准配置。

它写的是原则。

对于存在明显感染风险的病人，先分期控制感染，再讨论重建；不能为了追求一次手术完成，把病人往不可控的风险里推。

对于严重僵硬性后凸、融合块畸形、既往多节段固定失败的病人，截骨方式要根据畸形顶点、神经状态、骨质量、软组织条件、术者团队经验和中心救治能力综合选择。

需要做三柱截骨的，不是说谁胆子大谁就能上。

中心必须具备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充足备血、ICU救治、血管外科或胸外科支持，以及处理脑脊液漏、神经损伤、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的能力。

“这条写得太保守了吧？”台下有人忍不住问。

说话的是一个南方大中心的脊柱主任，手术做得很猛，在圈子里也是有名的。

“有些基层医院没有全套监测，难道就永远不能做？”

张凡看着他，没急着反驳。

“能不能做，不是一句共识决定的。”他说，“但共识要告诉大家，什么情况是红线。你一个中心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团队，能把风险压住，那是你的本事。

可不能因为你能做，就让一个没有监测、没有备血、出了问题连转运都困难的地方，也觉得自己能做。

病人不是给我们练胆子的！”

会议厅里瞬间静了。

那位主任脸色变了变，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他心里清楚，张凡说得没错。

医学不是江湖。

你可以有绝招，但不能把绝招写成人人照着练的基本功。

随后，负责方法学的教授上台，公布了整个共识的形成过程。

来自国内二十七家中心、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二位专家，参与了第一轮问题遴选。

系统检索覆盖中英文、日文文献，最后纳入四百八十六篇研究，其中多中心队列、长期随访研究、系统综述和高质量病例系列被单独评级。

八轮线上讨论，两轮匿名德尔菲投票，所有推荐意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一致后才进入正文。

对于争议大的问题，比如儿童和青少年早期融合失败后的二次矫形、老年骨质疏松病人的固定范围、术后长期抗骨质疏松治疗，不能形成强推荐的，全部明确标记为条件性建议或专家意见。

没有硬证据，就不装硬。

这句话，没有写进屏幕。

可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出来了。

接着，屏幕跳到了最后一页。

专家署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