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站的黑市财路起码断了一半。让他赶紧死回来，多派两个行动队的小组去帮我看着法租界的宅子！钥匙在机要柜抽屉里，先把贵重家当抬出来再说！”

“是，站长。我这就去总务科亲自盯着，保证把您的东西一片纸都少不了地运回站里安全妥帖的地方。”余则成躬身应道，神色温顺而周到。

吴敬中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拍了拍余则成的肩膀，有些疲惫与欣慰地说：

“则成啊，关键时刻，还是你办事让我踏实。陆桥山花心眼太多，李涯又太轴，只有你，能替我分忧。快去吧，迟了怕是宪兵队要实行全城宵禁了。”

余则成抱着文件快步走出站长室。

走在大楼昏暗而悠长的过道里，脚下的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的眼神在离开吴敬中视线的一瞬间，变得极其深邃与冷冽。

珍珠港这一声枪响，虽然让天津站的这群贪婪官僚们乱了阵脚，但对于城外的抗日游击队和延安的电波来说，却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战略转折。

旧的法外之地消失了，但日伪全面接管租界，也必然带来旧官僚体系与新管理机构之间的巨大混乱。

监管重叠、条块分割，这正是打通新地下交通通道、运送战略物资的绝佳契机。只要能在日本宪兵队的缝隙里钉进一枚楔子，津门的大局就能活起来。

然而，就在天津站大楼外不远处的一处避风街角。

李涯身上落了一层薄雪，立领呢大衣将脖子紧紧裹住，双臂抱在胸前，冷冷地凝视着街面上乱哄哄的人群。

在他身侧，站着两个穿着破烂棉袄、浑身散发着恶臭、缩着脖子打寒颤的汉子。一个手里拿着捡破烂的铁夹子，背着个破麻袋；另一个则挑着一副满是污泥与粪渣的木桶。

“李科长，这大冷天的，雪刮得跟刀子似的，您把我们俩叫来，是有什么贵人要我们盯吗？”捡破烂的老头一边朝冻得发紫的手里哈着热气，一边谄媚地低声问。

李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丝毫厌恶地从怀里摸出两叠厚实的法币现钞，直接扔进了粪担子的木桶盖上。

“这两天，租界乱了，天津站的家属区也跟着乱了。”

李涯的声音很低，但在刺骨的风雪中显得格外清晰与坚硬，

“你们俩，一个去同义水铺后面的巷口守着，一个去家属区西边的菜市口转悠。不用你们记什么军车车牌，也不用你们冒死伸手去偷听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