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或者贴水少的生意。路线我再帮你优化，减少空跑。那些只给烂票子的短途，能不拉就不拉。”

“我省得。”陈大栓闷声道，“以后早点出车，晚点收工，多跑几趟。”

“娘，大姐，”陈醒看向她们，“家里开销，再紧一紧。咸菜、腐乳能自己做的就不买。小弟的尿布，旧衣裳改改，能多用一阵是一阵。”

李秀珍和大丫都郑重地点头。

“我这边，”陈醒深吸一口气，“稿子要多写，快写。安全的寓言童话不能停，那是稳定的进项。那个《租界窗下》的观察随笔，也可以试着投投。还有……”她想起沈伯安隐约提过的，有些报纸需要翻译简单的西洋科技或生活常识短文，稿费也不错，“我再找找别的写稿门路。”

家庭会议在一种凝重却又充满行动力的气氛中结束。每个人脸上都看不到绝望，只有一种被逼到墙角后、更清晰更狠厉的求生欲望。

接下来的日子，陈家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每个部件都高速而精准地运转起来。

陈大栓出车更早，收工更晚。他拉车的路线图被陈醒再次细化，标注出哪些茶馆、商号、洋行附近的客人更可能使用银元或贴水低的钞票。他甚至开始留意那些看似普通、但可能去法租界办事的客人，提前熟悉路线。回到家，累得几乎散架，但数着当天挣到的、成色尚可的银角子时，眼里会有微弱的光。

李秀珍和大丫成了“节俭专家”。一把米要多熬出半锅粥，菜叶子腌起来，鱼头骨熬汤。大丫的针线活计排得更满，手指常被针扎出血泡，但她从不吭声，默默把钱交给母亲。李秀珍身子稍好些，便重拾旧艺，用零碎布头拼出精巧的虎头帽、小肚兜，让大丫偷偷拿去成衣铺附近，卖给那些讲究又舍不得花大钱的中等人家太太，居然也小有进项。

陈醒则进入了写作的“战时状态”。白天，她背着木托板卖烟的时间缩短了，但效率更高，眼睛更像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转化为文字素材的信息：车夫的叹息，主妇的抱怨，报童的叫卖，甚至街头巷尾关于时局、关于租界、关于金融的碎片传言。晚上，油灯常常亮到深夜。她右手握笔，手腕悬空，在毛边纸上飞快地书写。一篇给《儿童周刊》的寓言《蚂蚁与蟋蟀》刚刚写完，墨迹未干，她又铺开另一张纸，开始构思给《申报·自由谈》的市井观察短评《弄堂里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