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渠道似乎也说得通。

他点点头：

“有共同语言就好。不过她提醒得对，做生意，规矩和界限比什么都重要。你们相处，也多互相提醒，尤其是她职业敏感，你们之间，还有你的生意，最好都清清白白，别给人留下话柄。”

“我知道，爸。”

王新平认真点头。

“薇薇也这么说。我们俩这点共识还是有的。”

这次谈话，让王建国对林薇薇的疑虑减轻了一些。

职业信息得到交叉印证，相识渠道合理，她也表现出一定的职业操守和风险意识，甚至能提醒王新平注意商业界限。

这似乎是积极信号。

然而，“内部检查”和“压力大”这些词，依然在他心中留下一个浅浅的问号。

他提醒自己，仍需观察。

而对周扬的“调查”，则以一种更迂回、也更需要耐心的方式进行。

王建国没有试图直接打听周扬的家庭，而是通过阅读周扬发表的学术文章、关注他参与的学术活动报道，来侧面勾勒其思想脉络、学术倾向以及可能的人脉网络。

他发现，周扬的研究确实聚焦于宏观制度分析与经济思想史，文章理论性强，引经据典，但极少涉及对具体政策或当下热点事件的直接评论，更鲜见对基层实践的实证研究。

其学术风格严谨、冷静，甚至有些“避世”，这与他在家庭聚会中表现出的“超然”气质一脉相承。

同时，王建国也留意到，周扬参与的一些学术研讨会，主办方或合作机构中，偶尔会出现一两个名称特殊、带有浓厚体制内背景或高端智库色彩的单位。

这些单位通常不直接隶属于社科院，但其影响力往往不容小觑。这似乎暗示，周扬的学术圈子，并不仅限于纯粹的学院派，可能也触及一些更为接近政策制定核心的领域。

这或许能解释他那种谨慎的界限感——

有些话题，在非正式的、尤其是家庭场合，确实需要格外注意。

一次，王新蕊回家。

提到周扬最近在协助导师做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课题，需要去几个地方调研，可能会比较忙。

王建国问：

“是社科院派的任务，还是别的单位委托的？”

王新蕊想了想：

“好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面的一个课题组邀请他们参与的，算是合作研究吧。周扬说这种课题比较敏感，数据和分析都要很慎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