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来，专门负责我们这条线的交通。”

通过单向接收指令渠道“组织对我们下达任务会通过＊＊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的特定节目，以戏曲选段、市场行情、天气预报播出，密码本是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红楼梦》，我从香港带过来了这版书。”

晚秋一口气传达完了上级的指示，然后问余则成：“则成哥，你是怎么联系上老赵的？”

余则成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刚到台湾时，我跟组织完全断了联系。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等。”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后来有一次，在基隆港码头。”余则成继续说，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码头上的装卸工，穿着破旧的工作服，扛着麻袋，脸上全是汗和灰。”

晚秋屏住呼吸。

“我认出来了，是老赵。”余则成说，“以前在天津‘秋掌柜’的药铺见过他。他是天津港的装卸工，也是‘秋掌柜’的交通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台湾，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组织派来负责海上交通线的。”

“那后来呢？”晚秋轻声问。

“他看见我了。”余则成说，“我们对视了一眼，就一眼，然后他就转身走了。我当时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回去以后，我每天都在听大陆各个电台对台湾的广播，因为原来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名称早就改了。”

“再后来，我收到组织的信号。”余则成接着说，“是通过＊＊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他们在找我，用老呼号，老频率。…我觉得老赵肯定向组织汇报我的情况。”

他说得平静，但晚秋听出来了，那平静下面是惊涛骇浪。

一个孤身潜伏在敌后的同志，找不到组，那种滋味，她不敢想。

“后来我才知道，”余则成继续说，“老赵确实向组织汇报了。他说在台湾看见我了，但不确定我是不是还可靠。组织让他考察我，甄别我。因为天津解放前夕，组织在广播里连着呼叫了“深海”好几次，让我‘回家’，“我没有执行。”

晚秋的心揪紧了：“那你为什么……”

余则成说得很干脆，“我不能回去。当时李涯的“黄雀行动”潜伏名单我没有拿到，任务还没有完成。”

他抬起头，看着晚秋：“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基隆港。有时候是公干，有时候就是去转转。老赵总是在码头上干活，扛麻袋，搬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