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分，第一位外国代表走上讲台。

他来自法国，是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四个月前，我还在巴黎地下印刷所里刻蜡纸。

三个月前，我拿着枪和同志们一起冲进波旁宫。

两个月前，我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签署了第一批土地国有化法令。”

“今天，我站在这里。”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了不起。

是因为在巴黎的街垒后面，在里昂的工厂里，在马赛的码头上，有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他们用血肉之躯堵住资产阶级军队的枪口，用罢工的汽笛淹没反动政客的叫嚣，用选票把我们的代表送进市政厅。”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今天，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只剩下几个在伦敦酒店里喝下午茶的老头子，互相安慰说‘这只是暂时的挫折’。

他们还在等——等我们犯错，等我们分裂，等我们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抬起右手，指向主席台上那幅世界地图。

“他们等不到的。”

“因为我们会记住。记住巴黎公社的教训，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的一步。

掌声再次响起。

九点整，意大利代表上台。

他的名字斯诺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自我介绍时说“我是米兰机车车辆厂的扳道工”。

他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没有讲稿，就那么站在讲台中央。

“两年前，”他说，

“我们还在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棍子底下喘不过气来。

党卫队半夜敲门，工会被查封，左派报纸停刊，同志们一个个失踪。

那时候谁能想到，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说意大利已经统一，说社会主义的旗帜从米兰飘扬到那不勒斯？”

“我们做到了，不是因为我们会打仗——虽然我们确实学会了。我们做到了，是因为北意的工人同志们打进米兰时，南意的农民同志们发动了起义。

是因为德国同志们送来的不只是武器，是经验，是信念，是告诉我们这条路走得通的活生生的例子。”

他抬起手，指向台下某个方向——那里坐着德国代表团的席位。

“谢谢你们，德国同志们。”

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站了起来。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整个德国代表团都站了起来。

掌声变成欢呼。

九点二十分，波兰代表。

他叫瓦迪斯瓦夫·科瓦尔斯基，四十岁上下，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那副镜片很厚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