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进去，他热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后，他不会记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内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普通社员。

我不懂工业审批，不懂物资盗卖。

但我懂一件事：我们社的会计，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岗，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账目永远清晰整洁，每一个小数点都分毫不差。去年审计组来查账，发现他用五年时间，伪造了四十七张社员福利采购单，套取现金一万三千马克。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着问审计员：

他每天那么早出门上班，那么晚才回家，周末还在加班整理账本——一个贪污犯，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马格德堡，舒尔茨

邮差读完这封信，久久没有翻页。

“贪婪也需要用勤奋来喂养。”他轻声重复。

赫尔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邮差把报纸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内袋，蹬上自行车，慢慢骑远了。

下午两点，报亭前终于安静下来。

赫尔曼清点今天的营业额，发现卖出的报纸数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尔娜在旁边整理零钱，忽然说：

“今早那位林茨来的同志，他说1923年在机车车辆厂见过克劳斯·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点头。

“六年前，”艾尔娜慢慢说，“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他……”

她没有说完。赫尔曼知道她想说什么。

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如果那时候的调查足够深入。

如果那时候冯·艾兴多夫处长就被绳之以法——那么1929年7月27日傍晚，约瑟夫·迈尔同志就不会躺在地板上，重伤垂危。

但历史没有如果。

六年前的冯·艾兴多夫，只是一个“业务精通、作风谨慎”的处长。

六年前的克劳斯，只是一个开奥佩尔的年轻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庄园，只是一座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旧贵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从亚得里亚海走私来的意大利枪支，还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积灰。

六年里，有太多人可以抬头、可以转身、可以举起话筒、可以在发生。

他们没有。

或者，有人抬头了，又低下去。

赫尔曼沉默了很久。他把空了的饭盒收进柜台，用抹布擦拭着早上陈列报纸时留下的指印。

下午两点四十分，一个穿灰色套裙的中年妇女站在报亭前。

她不是来买报的。她手里已经拿着一份《人民报》，报纸被反复折叠过，边缘起了毛边。

“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