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会一直变好吗？”

“这就要看她自己了。”

韦格纳的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外力敲打，只能让她暂时动一动。是真心认识到错误，从此做一个公正的好老师，还是只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被处理，暂时装出改变的样子？

这就像生病吃药，有的药能去根，有的只能暂时退烧。

真正的改变，要靠她内心的觉悟。这就需要持续的教育，也需要制度的监督——就像给机器定期保养一样。”

这时，安娜走了过来，接过话头，把下午放学时与克劳泽的对话详细说了一遍。

她特别提到了克劳泽那种试图“包装”批评和刻意提起“干部子女”的微妙心态。

韦格纳听完，哈哈大笑，那笑声爽朗而充满洞察力：

“这个克劳泽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

风往哪边吹，她就往哪边倒。

以前觉得干部子弟是值得巴结的东风，她就顺风讨好；

现在发现平等公正是更强大的北风，她马上就调转船头，还想在你这儿试探试探风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描补描补。”

他模仿着某种腔调，

“‘哎呀，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那个干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话里话外，还是带着她那套衡量人的旧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总结得精辟。我当时就觉得，她并非真的理解问题所在，更多是恐慌和应对。”

“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于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确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要让所有的克劳泽们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里，唯一行得通的风，就是公平正义之风，谁逆风而行，谁就要碰壁。”

简单的晚餐在家庭谈话中愉快地结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对话感染，吃饭时格外认真，仿佛也在思考那些关于“风气”、“力量”和“改正”的大问题。

饭后，韦格纳照例走进小书房，打算处理几份文件，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宁静，灯火万家。

他刚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份关于中欧经济协作圈近期磋商情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