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苗头，

一些我们正在努力克服，但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东西。”

弗雷迪仰头看着父亲，似懂非懂。

“你看，路德里希小朋友，他觉得自己可以欺负别人，底气从哪里来呢？

从他爸爸是个重要的干部这个想法里来。

他觉得这个身份给了他特权，可以比别人高一头。

这种想法，是哪里来的？

可能是他家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也可能是像克劳泽老师这样的大人，因为他们父母的身份，就对他们格外客气、甚至纵容，慢慢惯出来的。”

韦格纳用食指轻轻点了点儿子的鼻尖，

“这叫特权思想，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臭毛病。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干部的子女，更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反而应该更加谦虚，更加守纪律，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应该更近才对。”

“那……老师为什么不对呢？”弗雷迪问。

“老师的问题，就更复杂一点了。

她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她心里也残留着一点旧观念，觉得干部家庭惹不起，或者想通过讨好干部子弟，为自己谋点方便，这是私心作祟，丧失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公正立场。

第二种，她可能怕惹麻烦，觉得批评了干部子弟，会引来家长的不满，或者上级的责难，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官僚主义心态。

不管是哪种，都是不对的。”

“没听懂，爸爸。”

韦格纳看着儿子困惑又认真的眼睛，换上了更生动的比喻：

“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学校，是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地方，就像一个小苗圃。

老师就像园丁。

如果有棵小苗苗，因为它旁边的树比较高，园丁就不敢给它修剪歪枝，还给它多浇水多施肥，让它长得歪七扭八，那这棵苗将来能长成栋梁之材吗？

它只会挤压其他小苗的生长空间，把整个苗圃的风气都带坏了。

园丁的失职，危害很大啊。”

弗雷迪似乎明白了一些，但还是有些气馁：

“可是……可是我跟他讲了道理，他还那样……老师也不帮我……”

“哈哈，”韦格纳笑了起来，拍了拍儿子的背，

“小同志，遇到困难就灰心啦？革命斗争哪有那么简单的？

你今天的行动，就像一个小战士，打了一场遭遇战。

敌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很顽固，你的盟友也就是你的老师暂时没有支援你，甚至可能有点动摇。

但这就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