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大量警察甚至考虑动用后备军来维持秩序。

这会极大牵扯他们的行政和安保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会在政治上营造出一种国内不稳的印象，使得他们在外交上，特别是考虑干预法国事务时，必须更加谨慎，甚至无力他顾。

这是对法国革命最直接的、也是最迫切的国际声援。”

“第二，是展示我们的力量与扩大我们的影响。

是的，我们人少。

但通过精心组织，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和旗帜，出现在成千上万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工人中间。

我们的诉求——那些与生存直接相关的诉求——将通过这次行动，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这将是一次绝佳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机会。

当然，风险同样是存在的，但我们的关注度和同情也可能增长。

我们要让工人们看到，除了跪着祈求工党官僚和议会，还有另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敢于站出来斗争的力量。

这能极大地打击工党右翼的威信，吸引那些对其彻底失望的左翼分子和活跃工人。”

“第三，也是推动我们党内变革的关键，

是实践和确立我们新的路线。

继续躲在理论辩论和零星宣传后面，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检验关注日常生活斗争、深耕工会和社区这条路线的成效，也无法让党内那些仍然犹豫、仍然迷信旧教条的同志看清方向。

行动，尤其是这种具有一定规模和风险的统一行动，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多工作成效的检验，也是将柏林经验英国化的关键一步。

成功将极大地巩固务实派在党内的地位，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

韦格纳同志在柏林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实践。”

会议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英共内部的分歧是明显的，最终，经过又一轮激烈但声音压得很低的辩论，会议进行了表决。

结果并非压倒性的，但支持波立特提议——在两周内，协调发动一场以“反对饥饿与贫困，要求工作与生存权”为主题的全国性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票数还是占了上风。

英克平脸色铁青，但遵守了纪律，没有公开反对决议，只是冷冷地说：

“我会保留意见，并希望中央委员会对可能遭受的损失和牺牲做好充分准备和预案。”

波立特点点头，“我们会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阿尔伯特同志。

保密、组织、宣传、后勤、法律支援、被捕同志家属的抚慰……每一个环节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