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聚会，喝酒，骂娘。慢慢地，我们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兑现承诺：

像样的工作，体面的抚恤，医疗照顾。

我们以为，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它至少该给我们一条活路。”

说到这里，亨利的眼睛骤然缩紧，手中的烟被捏得微微变形。

“1921年春天，我们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请愿游行。

老兵，还有失业的工人，好几千人。我们很守秩序，举着标语，喊着面包与工作、尊重牺牲者。

我们走到共和国广场附近……” 他停顿了很久，

“警察来了。

骑着马，拿着警棍和盾牌，像对付敌人一样冲过来的。”

“我亲眼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没了双腿的老伙计，举着他仅剩的荣誉勋章，想对警官说话……被一警棍连人带轮椅打翻在地。马匹从他的践踏过去了……他们甚至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警棍，水龙，还有……枪，有什么他们就用什么。” 勒费弗尔闭上眼，

“我旁边一个来自南特的小伙子，才二十出头，没上过战场，肚子上挨了一下，血怎么也止不住……他倒在我怀里，眼神那么迷茫……，他就那么死了，死在巴黎的街道上，死在他以为保护他的共和国警察手里。”

“那之后，我明白了。这个共和国，它的议会、它的法律、它的警察，保护的不是我们这些流血的、干活的人。

它保护的是银行，是工厂主，是那些让我们去送死、然后在我们残废失业时一脚踢开的体面人。 我们的血，只是他们账簿上一笔划掉的成本；我们的命，还不如证券交易所里一个跳动的数字。”

“我像野狗一样在巴黎游荡，带着伤，带着恨，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然后，我在塞纳河左岸的旧书摊上，花最后的钱，买到了一本皱巴巴、被禁的小册子。

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作者叫卡尔·韦格纳。

书名叫《谁该为战争负责？以及劳动者如何真正拥有未来》。”

勒费弗尔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带上了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那本书里没有空话。它拆解了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因为我们和德国工人有什么仇，而是因为两边的资本家、皇帝、将军们需要争夺市场、资源和殖民地。

它说，我们士兵在战壕里互相厮杀，不过是替那些从不露面的人当炮灰。

它说，真正的敌人不在对面战壕，而在我们身后的宫殿、银行和议会里。”

“更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