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奔波于不同的接收点。

在一家中型机械厂，他目睹了德国工程师指导波兰工人调试一台刚刚从德国运来的新型机床——这是中欧社会主义工业协作体系下的设备援助。

工人们围着机器，既好奇又兴奋，气氛热烈极了。

在另一家被接管的大纺织厂原老板的办公室里，气氛则冰冷得多。

那位胖胖的厂主正脸色灰败地签署最后一份资产移交文件，他的家族经营了这家厂子四十年。

房间里除了科瓦尔斯基和委员会工作人员，还有一位来自德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顾问观察员和一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他们沉默地见证着，确保过程合规，防止资产隐匿或暴力抵抗。

原厂主的儿子，一个穿着时髦西装的年轻人，愤恨地盯着墙上刚刚挂起的波兰新国旗和韦格纳肖像，低声嘟囔着什么。

科瓦尔斯基平静地提醒他：

“先生，根据新法律，您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部分债券补偿。

但煽动性言论不属于受保护的权利。”

年轻人听到这话，识趣的闭上了嘴，颓然坐下。

资本家的权力，正在被文件的签署和法律的执行中，安静地、不可逆转地剥离。

科瓦尔斯基的午餐是在委员会食堂吃的。

吃饭时，他听到了隔壁桌几位年轻波兰干部和一位苏联顾问的争论。

年轻人激情澎湃地谈论要彻底清算所有旧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效仿苏联的做法，但听到他这话的那位苏联顾问反而更冷静：

“同志们，我们需要他们的技术。韦格纳同志在柏林会议上说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善于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力量，在改造他们的同时，让他们为新的社会服务。简单的排挤等于破坏生产力。’

德国同志在这方面做得更细致，有专门的技术人才评估与过渡委员会。这点我们是应该学习的。”

下午，科瓦尔斯基参加了罗兹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次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的是城市配给制改革和新建工人住宅区的分配方案。

德国顾问提供了柏林和维也纳在住房分配上的积分制模型（综合考虑工龄、家庭人口、现有居住条件、劳动贡献），强调公平与效率；

苏联同志则强调要优先照顾“最革命、最贫困的无产者核心家庭”；

波兰本地的代表则提出要考虑到罗兹本地传统的大家庭聚居习惯和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

会议上的争论很激烈，但往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