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的吗？”

提到法国，更衣室里的气氛多了几分同情和严肃。

“《柏林日报》的社论说得好，”

贝克尔回忆着，“那是两种制度的考场。咱们这边考卷答得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法国那边……资本主义政府的卷子眼看就要答砸了。”

年轻的工人若有所思：

“我看了法国同志让诺在议会的发言记录。他提出的‘国民经济紧急委员会’其实很有操作性，如果真能实行，至少能保住法国民众的基本民生。

但那些资产阶级议员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上的死结。”

贝克尔总结道，他文化程度在厂子里不算最高，但长期的工会参与和集体学习，让他对政治经济有了直指核心的理解，

“法国南方的工人农民同志们，如果等不到议会里的解决方案，那他们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了：

要么默默忍受冻饿，要么……就得自己寻找别的出路。

就像咱们当年在1918年冬天所做的那样。”

贝克尔语气平静，但话里的含义让几个年轻工友神情一凛。

“咱们能帮上什么忙？”

一个年轻女工问。

“完成好我们手上的工作，就是对法国人民最大的帮忙。”

老奥托拍了拍手，

“确保这些车能可靠地把粮食、药品、燃料运过去。然后，相信法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觉悟和力量。

柏林大会的纲领说了，革命没有固定模式，但根本原则相通——得靠大多数人自己起来争取。”

讨论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种在工人委员会的鼓励下、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发生的政治经济讨论，在德国的工厂、社区里已是常态。

韦格纳和人民委员会并不惧怕德国人民的思考甚至争论，相反，他们通过夜校、报纸、工会讨论、工厂委员会等多种渠道，积极提供信息和引导。

目的不是制造盲目服从的“社会主义巨婴”，而是培育能够理解国家政策、参与社会治理、对国内外形势有独立判断的成熟公民。

真理越辩越明，社会主义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扎根于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人民性思考与实践之中。

离开工厂时，贝克尔在厂门口的告示板前停留了片刻。

上面贴着厂管委会关于“因应国际贸易变化及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本季度部分产能临时调整”的详细说明，解释了为何要增加特定型号底盘的生产，以及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