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沾沾自喜，误认为大明就能够纤尘不染。

而是在承平之后，立刻认识到新朝也有「后人哀之」的可能，及时对政体进行了重构与调适。

开创粮长制用民监官、完善赴京状奏制许民告官、不许有司差人下乡禁官扰民。

甚至采取了剥皮草、抄家灭门等重典威吓朝官，意图用激烈的手段，形成阴阳平衡的肃贪体系，保持方才艰难恢复衣冠的儒家的纯洁。

但，行非常之事，其结果不言自明一此等「非优待士大夫之道」，岂可久焉？

以太祖皇帝不顾大局的个人意气催生的重典，在太祖驾崩后，立刻被拨乱反正。

什么粮长制，什么赴京状奏制，什么株连抄家，什么酷烈刑法，悉数偃旗息鼓。

至于定性，成祖因为旋乾转坤的缘故，不得不对太祖的作为有所回避，含糊其辞，但文臣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可不会惯著。

正史野史中，无不是秉笔直书。

称太祖行非常之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把贪官污吏压制到较低限度。

但是这种成就，是在当时众多当权者，遭遇不公正待遇，屡屡以非常规的形式无端株连，即便得以幸免的官吏，也惶惶不可终日到不能正常处置庶务，如此情境下所取得的。

放任贱民凌辱上官，动辄炮制大案的乱世重典，使得大明朝丧失了很长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给国朝的平稳运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需要后人主要警惕。

这些殷鉴，皇帝难道都忘了么？

太祖之后，即便酷烈重典在坊间依旧存在愚昧无知的拥泵一贱民的偏见不足以称之为民意。

但显贵大员们早已通过高举义、序、礼、情的大旗，向历代皇帝谏言，警惕重典，反对酷刑，迅速确立了布德止杀，强调刑惩正当以及保全犯罪官吏体面的新方针。

否则，便是悖乎义、乖乎情、失其序、违乎礼，便是苛待士大夫，便是朝廷无道。

如此循序渐进。

除非涉及到大权争夺、国家安危等政治事件，若是干涉银钱的贪腐刑案而已，一杀了之的桀纣之举，早就被扫到阴沟里。

直至孝宗前后，早已在成例的层面上，事实上废除了对贪官污吏动辄喊打喊杀的不合理判罚，至多罚酒三杯，下不为例。

朝廷上上下下都对此引以为默契。

就连严嵩如此巨贪，世宗不也留了一命么？

不曾想，到了新朝雅政，今上反而有准备捡起洪武年间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