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去年去世了。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研究手稿交给了我，嘱咐我一定要让这些知识为国家服务。”

这个解释天衣无缝。三十年代确实有一批中国科学家留学欧美，其中不乏天才人物。战乱中有人隐居乡间、潜心研究，是完全可能的。

“您老师的名字是？”冯·布劳恩追问。

“他嘱咐我不要透露。”沈舟遗憾地摇头，“他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希望年轻人创造新的未来。博士，重要的不是知识从哪里来，而是我们用它来做什么。”

冯·布劳恩沉默了片刻，点点头。他走到绘图桌前，仔细研究“长征一号”的设计图。

“三级结构……第一级用四台发动机并联，这个思路很新颖。但振动控制和推进剂供应会是大问题。V-2的单台发动机在满功率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四台并联……”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特别设计。”富学林翻开另一本笔记，里面是复杂的结构力学分析，“看，发动机架采用柔性连接，配合液压阻尼器。推进剂管路采用对称布局，减少脉动。这些方案都在理论上验证过，但需要实际测试。”

三个人在图纸和黑板前讨论起来，时而激烈争论，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在草稿纸上快速计算。从发动机推力室的最佳扩张比，到陀螺仪在失重环境下的漂移修正，从耐高温材料的选择，到太阳能电池板的初步构想……

冯·布劳恩完全沉浸在这种纯粹的学术讨论中。在德国，每次技术会议都充斥着“元首要求”“战争需要”“尽快实战部署”的压力。而在这里，讨论的核心始终是技术本身——如何更高效、更可靠、更经济地实现目标。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卫兵轻轻敲门，送来了简单的晚餐：小米粥、窝头、咸菜，还有一小碟难得的炒鸡蛋。

三人就围着绘图桌吃起来，谈话却没有停止。

“最难的还是制导系统。”冯·布劳恩用筷子不太熟练地夹起一块咸菜，“V-2的陀螺仪在300公里射程上已经有明显误差。而要精确入轨，需要的精度至少要高一个数量级。”

沈舟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这是我在老师手稿里找到的一个设想——无线电指令制导与惯性导航组合系统。火箭升空初期用地面雷达跟踪，通过无线电发送修正指令；飞出大气层后切换为纯惯性导航。当然，这需要地面有强大的计算能